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和拜占庭社会状况的对比

文艺复兴前夕,西欧各国包括意大利经历了长期的蛮族占领、十字军东征和蒙古人入侵之后,逐渐安定下来,动乱的终结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社会呈现出不断繁荣的景象。

随着耕地质量的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飞跃。农民们在留足自己生活所需后,将剩余的农副产品带往新兴的市镇售卖,农业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产品制造业的兴旺。意大利以羊毛和木材为代表的农副产品加工业领先于西欧各地,这其中的代表就是纺织业的领头羊佛罗伦萨和造船业大亨威尼斯。

新兴城市的出现带动了海内外商品贸易的发展。它们已经不满足于只与临近乡镇进行商品交换,几次大规模的远征(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蒙古入侵)打通了欧亚大陆的陆路和海上的商业运输线;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商人怀着对东方商品的渴望穿梭于东西方之间,吊起了整个城市对于商业繁荣与贸易特权的胃口。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市依靠自己扼守欧亚十字路口的天然优势,在先进航海技术的支持下,依靠远程贸易大发横财。

沿海城市的繁荣拉动了与它们经济联系密切的内陆城市,使得内陆城市能够在海外贸易的利润中分得一杯羹。锡耶纳、佛罗伦萨等城市随即兴旺发达,并且后来居上。到1350年时,亚平宁半岛上的城市已呈星罗棋布之势,形成了自古典世界解体以来的一个新的城市体系。

城市经济的繁荣又给奢侈品的流通带来了机会。来自于东方的香料和工艺品越来越多地受到富有人家的欢迎,其中尤以丝绸为最。整个社会弥漫着浓浓的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风气,并且奇迹般地盖过了宗教与世俗“节俭守贫”的呼声。市民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之下,更加注重世俗的娱乐生活,在各种庆典、戏剧与狂欢游行中陶醉自己。

上帝不再像中世纪时期一样支配个人生活的全部,而是变得和现实的生活一样重要。教会对于这种享乐之风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部分教皇和主教甚至沉溺其中无法自拔。中世纪的宗教观念日益式微,人们的思想变得更为世俗,他们越来越关注现实生活,从而更加渴望获得新知识和新思想。

14世纪以后,意大利社会呈现出的日益繁荣景象,标志着它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此之前的12世纪,造纸术已经由阿拉伯人从古老的东方古国带入意大利,并在意大利得到迅速发展。而由于人们对于更丰富和深奥的知识的企盼,对书籍的需求日益增多。而学者名流中收藏手稿的兴趣也日渐升温,形成了当时一道亮丽的风景。

社会对于知识层次的要求越高,对个人教育层次的要求也愈加苛刻。学校在市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犹如雨后春笋。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拉丁语在意大利的小学之中就已经成为了基础语言课程。小学之后,学生们进行了一次较大的分流:选择为将来生计奔波的男孩子进入为培养商业人才而设立的算术学校。

这些学校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职业性,适应了意大利商业发展的需求。另一部分学生则选择了更偏重于学术和知识的“拉丁学校(或称文法学校)”,学习修辞技巧与书信写作。他们的老师被称为“文法老师”。完成了中学的教育之后,有条件的学生会进入大学,在象牙塔里更上一层楼。而大学则是“人文主义”的温床。

意大利最早的大学是始建于12世纪后半叶的波洛尼亚大学,其后帕多瓦大学、佛罗伦萨大学等也先后建立。这些大学或建在中小城市,或依托大城市成为“卫星城”,比如米兰附近的帕维亚大学和威尼斯控制下的帕多瓦大学。这些大学绝大多数都被世俗力量控制,重点教授的课程也是与城市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学和医学,而并非是教会主导的神学。

人文学作为后起之秀,以培养高级文职人员和官员为宗旨,很快便受到了各大学的欢迎,并且得到了专门的教学席位。在这里,教授“人文学科”的老师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人文主义者。高度发达的意大利大学没有固步自封,而是敞开校门接纳来自西欧各国的留学生和人文主义学者。帕多瓦大学就吸纳了许多来自英国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为都铎王朝的兴盛乃至日后的宗教改革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在意大利,无论是城市共和政府,还是掌握行政大权的家族,他们都会拿出一笔可观的资金支持学者的研究,扶持附近的大学城,收集来自各方、尤其是东方拜占庭帝国的典籍,有些掌权者本人甚至就是人文主义者。

沽名钓誉的贵族统治者们希望通过资助学者和艺术家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歌功颂德,但是人文主义理念却在这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的鼓励下迅速播撒到意大利的各个角落。

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美第奇与他的孙子洛伦佐·美第奇是意大利贵族统治者之中最为开明的代表之一。科西莫精通拉丁语,并且精通希腊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他花重金资助大批的学者和艺术家,甚至于专门为当时因书籍收藏而变得一贫如洗的人文主义者尼科洛·尼科利提供了一个永久的银行账户。并且在后者逝世后将其藏书买断,收入在自己开放的公共图书馆中。

洛伦佐在扶持文化事业方面完全继承了他的祖父:他自己是一位能自如运用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写作的文学家,而他对诗人的资助和鼓励也是不遗余力。在他的鼓励下,文人们用意大利语写出的作品越来越多,使得这一门托斯卡纳地区的方言逐渐地完善与标准化。而当洛伦佐听说了古典时期的手稿在阿索斯山的寺院中重新现世后,竟不惜抵押家具将它们买回。

佛罗伦萨史学家瓦奇如此评价美第奇家族对文化事业作出的贡献:“希腊文学没有完全被遗忘,没有造成人类的一大损失;拉丁文学能复苏为人们的一大福利——整个意大利,而且是整个的世界都要完全感谢美第奇家族的高度智慧和友善。”

意大利社会以积极的心态接纳新生的人文主义与世俗主义的种子,并且勤加灌溉,使它在亚平宁半岛这片沃土上深深扎根。纵然后来政治形势风云变幻,也无法再撼动这棵早己根系庞杂的树木分毫。

正当意大利满怀希望地张起风帆,准备向现代社会起航时,东方拜占庭这艘疲惫的军舰也已经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米哈伊尔八世赶走侵占拜占庭57年的拉丁帝国势力,重新控制首都君士坦丁堡以后,立即从代表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末代皇帝手中篡夺了权柄,建立了帕列奥列格王朝。然而,手段强势的米哈伊尔八世却无力改变拜占庭内外交困的危局。

被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冲散的拜占庭帝国此时再也无力进行统一全国的运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领土只有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其郊区、塞萨洛尼基、莫利亚、塞萨利亚和靠近色雷斯海岸的利姆诺斯岛。其他地区或是拥兵自重,仅在口头上承认中央的宗主地位;或是沦为外族敌对势力的附庸,与自己的故国势同水火。

而拜占庭中央王朝有限的管辖权也难以得到彻底的贯彻:中央政府形同虚设、政令不行;得到封地的宗亲既不向中央缴纳赋税,也不为之提供保卫国家安全的士兵;王室宗亲内部充斥着为夺权而开展的血腥杀戮与战争,更有甚者竟会靠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象征最——高统治权的三重冠冕。

在对外关系方面,帕列奥列格王朝也缺乏稳定而有远见的外交政策。自安德洛尼库斯三世以后,后继者或对新兴的土耳其国家摇尾乞怜,或是以大量的钱帛古卷试图夺取西方的支持。然而一直到末世皇帝君士坦丁三世,拜占庭都没有一以贯之地独立自主外交,以致引狼入室,自掘坟墓。

政治混乱腐朽使得皇室丧失了税收的主要来源,土地抛荒、人口流失。国内贸易因为农业的凋敝完全停滞,通货膨胀严重,宫廷开支只能靠变卖皇家财产和地产勉强维持。甚至皇家婚典上的礼器也成为了价格低廉的锡器乃至陶土。

拜占庭的贸易优先权在国外被新兴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威尼斯和热那亚攫取,而连年对西方国家的贿赂和对强邻土耳其的纳贡掏空了国库最后杯水车薪的税收,拜占庭的货币持续贬值,几代王朝积累下来的国际信誉和影响力此时土崩瓦解。

此时的拜占庭政府无法在本国搜集到可供一战的兵员,不得不大量使用外国雇佣兵。这些外国雇佣兵唯利是图,彪悍强横,一旦政府无法支付高额军饷,立即在驻扎地大肆洗劫,使原本就生计艰难的居民雪上加霜。陆军尚且如此,海军就更谈不上发展。缺失海军力量的拜占庭只能在海战打响时依靠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舰队,而这是以制海权为条件换取的。

所有这些困局加剧了拜占庭社会的两极分化,下层民众无法忍受大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揭竿而起。原本就风雨飘摇的拜占庭国家因为民众的暴动变得更加的动荡不安。

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的文化并没有随着政治混乱和经济凋敝走向末路。知识分子们怀着对帝国往昔荣光的思念,积极地投身到文化救亡的浪潮之中。此时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仍然是重要的文化之都,并且吸引了意大利和西欧的学者前来求学。人文主义学者乔万尼·托特利就是其中一例。拜占庭皇室一如既往地支持并积极地参与到文化事业中来。

帕列奥列格朝前期的几位皇帝都著有自传或回忆录,开国皇帝米哈伊尔八世留下了一些关于东西方教会复合的论文和亲自拟定的教会规章。而在宗教和精神思想方面,当时最著名的学者是米斯特拉的杰米斯托斯·普莱索。他是一位狂热的柏拉图主义者,佛罗伦萨对柏拉图的迷恋甚至到达了意图为之建立新宗教的地步。

他在拜占庭国土内倡导并参与了反对东西方教会合并的“静默派运动”,并且曾经作为与会代表参与了在佛罗伦萨举办的东西方教会联合会议,受到了当时佛罗伦萨执政官科西莫·美第奇的尊重。他在那次会上对柏拉图的思想进行了更加深入和系统的解释,而且还扩充了许多神秘主义的内容。普莱索主观上并不支持两大教会合并,然而他却在无意间给长期被亚里士多德思想统治的西方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

主张联合的学者和当时意大利的联系则更加紧密。尼西亚的贝萨利翁甚至成为了罗马天主教廷的枢机主教之一。贝萨利翁的成就后文会详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他虽然人在罗马,但始终心系故国。

在他的一生中,除了慷慨资助学者、鼓励后辈之外,还不断地为拜占庭帝国奔走呼号,寻求西方教会对于拜占庭的同情与资助。而在当时,由于东西方交往的日益密切,不少希腊古典著作辗转到达意大利,并且在当地学者与拜占庭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被翻译成拉丁语,得以留存后世。

帕列奥列格王朝的文化繁荣得益于拜占庭社会中延续了几千年的尊重知识、崇尚文明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使得拜占庭帝国文化在它10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即便是末世,也并未在文化事业的发展上落伍。诚然,在拜占庭的文人们的身上仍存在单纯效仿古代、不屑于创造的毛病,而且这些毛病使拜占庭在新的科技理论方面几乎毫无建树。

但正是由于末代王朝的学者们为保留古典文献的持之不懈的精神,才使得大量的文化典籍在战火中幸存下来。而且知识分子们的“困兽犹斗”,毕竟唤醒了希腊民族对于异族占领的不甘,从而埋下了400年后希腊独立战争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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